《我是一个贼,给您讲讲我的故事……》
第1节

作者: 贝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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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童年记忆,是从雪城火车站开始的。
  那是个疯狂的年代,大喇叭里的歌曲斗志昂扬。
  我爸把我放在了候车室冰凉的长椅上,再也没回来。
  不知道坐了多久,我饿了,哭声引来两个公丨安丨,带我去了站前派出所。

  公丨安丨阿姨给我扒了个热乎乎的烤土豆,问我叫什么。
 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,说叫小武。
  她问我姓武还是叫小武?
  我说不知道。
  第二天上午,我被送去了雪城儿童福利院。

  那天雪好大,我怀疑和我一样,是天空不要它们了。
  福利院那些人嘁嘁喳喳,说我大约五岁,还让我姓党,我不同意。
  坚持两天以后,他们给我起了个名字:武爱国。
  我不喜欢,固执的让所有人都喊我小武。
  我忘了自己姓什么,怕改了名字以后,再也回不了家。
  讽刺的是,后来我回去取档案,去派出所办了身份证,名字还是武爱国。
  我在福利院待了四年,认识了好多字。
  那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,吃不饱,冬天一手的冻疮。
  每年的大年三十后半夜,我都会被噩梦惊醒,每次梦境都一模一样。

  梦里看不清人,耳边都是响声,像是过年时放鞭炮,又像是枪战片里的场景,随后通红一片,天与地仿佛都在燃烧……
  1981年刚入冬,我翻墙跑了。
  我知道自己不是孤儿,我有家,有爸爸妈妈,尽管他们的样子早已模糊不清。
  跑出来的前几年,我一直在街头要饭。

  有时我会去一些饭店,捡饭桌上的残羹剩菜。
  我卑微的像条流浪狗,嫌弃、白眼、辱骂与毒打,是家常便饭。
  我只想活着,无所谓尊严。
  我有过小伙伴,可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  二丫病死在了我怀里,平时红嘟嘟的小嘴像纸一样苍白。
  那天夜里,我把她放在了派出所门口,躲在暗处守着,直到有个公丨安丨叔叔出来,我才哭着跑了。
  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想交朋友。

  我时常想,为什么自己从未做过坏事,但人间疾苦,却没有一件放过我?!
  1984年的夏天,在京城一座立交桥下,我认识了一个邋里邋遢的老头儿,我们很投缘。
  我每天去要饭,回来分给他吃,他给我讲了好多江湖故事和规矩。
  可没多久,他不见了。
  三个月后,京城落了初冬第一场雪,听说他死在了看守所里,我很伤心。

  后来我才知道,老人绰号老王爷,是道上赫赫有名的贼王!
  他并没有教我什么,却是我的启蒙老师。
  不知不觉,我成了一个贼。
  江湖有暗语:西北玄天一枝花,横葛蓝荣是一家;虽然不是亲兄弟,谁也未曾分过家。

  其中:“荣”,称之为荣行,也叫小绺门,就是我这个行当:
  贼!
  江湖黑称[老荣]。
  京城叫佛爷,天津卫叫小绺,上海叫贼骨头,川省叫贼(zúi)娃子,浙南叫绺仔,当阳叫偷不佬……
  在东三省,普遍叫小偷、钳工或扣皮子。

  我没有团伙,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师傅。
  少管所、收容站和拘留所就是我的学校,里面那些贼都是我的老师。
  我给他们洗脚、捶背、按腿、值夜,卑微的像孙子一样。
  甚至还不如孙子。
  孙子在家里有人疼,我没有。
  他们想打就打,想骂就骂,从来不把我当人!
  进去的次数越多,我的嘴就越甜,也越会来事儿。
  扒、划、镊、夹、掏、抓、套……偷的方式千变万化,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手艺也越来越好。
  [摘挂],包含两种扒窃手段。
  第一种很低级,指的是在火车上,小偷故意将自己的衣服挂在乘客衣服旁,以拿自己衣服为幌,趁机取走乘客衣服中的财物。
  第二种,则是荣门难度最高的技术活!
  指的是光天化日之下,神不知鬼不觉地摘下别人脖子、耳朵以及手腕上的金银首饰和名表等等。
  这种技术,必须是经验丰富、手艺精湛的老扒手才能做到。

  而我在十九岁以后,视觉、听觉、触觉、嗅觉、知觉及直觉,都已是出类拔萃,[摘挂]手法出神入化!
  老王爷曾经说过:偷,是会上瘾的,一上瘾就以此为乐了。
  我不否认他的说法,这个行业确实是这样,尤其第一次出手,紧张、惶恐、刺激、兴奋……像初夜一样。
  可我和他们不一样,我没瘾,只为活下去。
  我谨守荣门规矩,不贪,更不求发财,每次够我一段时间的花销即可。
  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
  我只想回家!

  找到我的爸爸妈妈!
  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我用脚丈量着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
  十六年里,我跑了太多地方,东到抚远、南到海南、西到喀什、北到漠河。
  我像匹孤独的狼,经历过太多太多苦难,却从未沮丧。
  我告诉自己:小武,你可以卑微如尘土,却不可扭曲如蛆虫!
  为了自保,15岁时,我在沧州学了两年八极拳。
  再后来,我在广州看守所里,和一个老犯儿学了自由搏击,出来后白天学修表,晚上又花钱去学散打和拳击。
  我不想欺负任何人,但再也不想被别人欺负!
  从广州回雪城那天,是大年三十,趴在冰冷的桌子上,听着单调的铁轨声,我睡的特别安心,一夜无梦。
  后来,我养成了习惯,每年这一天都会在火车上过。
  当我上唇的绒须开始变得扎手,我不再失手,也轻易不会再出手!
  1997年,这个冬天特别冷。
  我从宁夏回雪城。
  裹着军大衣,站在两截车厢连接处抽着烟。
  有人开门,嘈杂声瞬间大了起来:
  “啤酒、饮料、矿泉水——,香烟、瓜子、烤鱼片唠——”
  “收收腿儿——”

  车窗上的冰霜,将匆匆掠过的黑暗放大、扭曲。
  我把烟蒂按灭在墙上的烟灰缸里。
  列车员睡眼稀松打着哈欠,嚷嚷着让一让,费力地挤了过来。
  火车停了,是山海关站。
  车门刚一打开,下车的旅客就迫不及待地往出挤。
  我退到了列车员室位置。

  其实这个时间出手最安全,一是因为挤,不容易发现;二是等发现钱丢了,火车也开了。
  我不会出手,因为车厢里有只肥羊,我已经盯了一路。
  站台上卖货的冲了上来,他们全副武装,一个个捂得像山里的熊瞎子,炒瓜子、干豆腐卷大葱、糖葫芦……吆喝声不断。
  旅客开始上车,我下意识观察着每个人。
  回到5号车厢,不由一怔。
  我那只肥羊,竟然成了别人的猎物!
  没想到,出去抽根烟的功夫,肥羊竟然成了别人的盘中大餐!
  这趟K17次列车,硬座全程票价是157元,19点20分从京城始发开往雪城东,第二天上午10点12分到站。
  5号车厢刚刚下了12个男人、6个女人和1个孩子,其中5个人有座。

  从山海关站上来了13个人,9男4女。
  车厢里每个人的长相、位置,甚至可能从事的职业,都在我脑子里,丝毫不会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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