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侁，开封浚仪人，是后周名相王朴的儿子。王朴为柴荣规划过统一大业，是个高明之士，赵匡胤曾经说过“安得王朴给我作相”。王朴死后，王侁被任命为东头供奉官，在宋朝他虽然也带兵打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仗，但主要还是充当皇帝的耳目。一次他曾经巡查到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回来后对皇帝说：主帅所留牙兵（亲兵），多与边地各族居民来往，性情狡猾，日久恐怕出事，应当派人代替他们。宋太宗因此派遣他调内地士兵替换他们，边兵多不愿意回来，王侁就杀了一批人，其他人害怕，不得不被他带走，宋太宗从此很赏识他。他和刘文裕勾结，曾经以“逗遛不战”的罪名，使大将田仁朗被免职。

　　刘文裕也是一丘之貉，他虽是皇亲国戚，但并不是亲支近派。他的传在《宋史》外戚传中，文中称：“刘文裕字以宁，保州保塞人……简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。”他的祖姑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奶奶，所以他在28岁时才“起家补殿直”，当上了最低级的武官。在征讨江南时，他身中弩箭，神色自若，被宋太宗看中，成为亲信，和王侁一样充当起皇帝的耳目。他曾和王侁勾结，陷害田仁朗，田仁朗被免职后，继任者就是他。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刘文裕应该是主谋，王侁只不过是他的狗腿子。

　　王侁和刘文裕两个，都是皇帝眼中的红人。雍熙北伐中，他俩成为西路军的监军。陈家谷之战前，王侁虽然职位比杨继业低三级（王侁是刺史，刘文裕是团练使，杨继业是观察使），但因为是皇帝的亲信，等于是手握尚方宝剑，所以敢当面顶撞，并故技重施，以“逗挠不战”和“得非有他志乎”（畏敌不战，欲意投敌）的话侮辱杨继业，逼迫他出击寰州。后来，他又撤走陈家谷口的援兵，最终导致杨继业兵败身死。

　　柯镇琪的例子举的实在不恰当。先糓是春秋时晋国的先锋官，他刚愎自用，不听主帅荀林父的命令，私自带兵进攻楚军。荀林父发现后觉得他不能制止先糓，罪名很大，就采纳部下建议，带兵接应先糓，和楚军在泌大战，最终导致晋军大败。
　　此战和陈家谷之战，有本质的区别。第一，荀林父是主帅，有决定权，他不能制止先糓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；而杨继业是副帅，没有决定权。荀林父错在能制止而没有制止先糓，而杨继业根本不能制止王侁，更得罪不起王侁。第二，杨继业是被逼无奈，不是被激冲动。王侁说他如果不进军则是“逗挠不战”，甚至是想叛变投敌。前面讲过田仁朗就是因为“逗遛不战”的罪名被免职的；而且当王侁以“有他志”的话去质问时,潘美仍然不说话，无疑是默许王侁的行动，主帅和监军都上报朝廷，说杨继业“逗挠不战”、“有他志”，一个“逗遛不战”就是免职的罪，加上一个“别有他志”，那会是什么结果？这是将杨继业往绝路上推。所以，杨继业不得不以死明志。第三，先糓刚愎，但他是冲锋在前，荀林父不得已接应在后；王侁刚愎，他是让杨继业冲锋在前，自己争功在后，甚至撤走了伏兵。如果伏兵不撤，杨继业何至于被俘？杨继业之死，怎么是咎由自取，分明是王侁罪责难逃！

　　在杨继业后来被“平反”后，宋朝廷分别给王侁和刘文裕革职的处罚。赵光义在给王侁和刘文裕的诏书中说：
　　昨出师徒，俾其监护，固合明宣纪律，动协机宜。而乃堕挠军谋，窘辱将领，无公忠之节，有狠戾之愆。违众任情，彼前我却，失吾骁将，陷此生民。合塞群情，抵于严宪。
　　这一段话的大致意思是：在上次我军出发作战时，你们作为监军，本应该宣明纪律，协调作战。但是你们却粗暴阻挠好的作战计划，侮辱逼迫将领，一点没有公正的样子，而只有凶狠的过错。违背众意，任性胡为，别人向前，你们却后退，丧失我朝的骁将，丢失我朝的百姓，致使群情激愤，应予严惩。
　　这说明皇帝赵光义也认为王侁和刘文裕对杨继业之死负有重要责任。
　　日期：2010-11-10　10:06:20
　　杨六郎真的告过御状吗
　　在评书中，杨继业碰死李陵碑后，杨六郎闯出重围，到京城告御状，杨家将的冤屈才得以昭雪。伸冤的过程可谓跌宕起伏，先是辽国奸细王强（最早的演义中称王钦，暗指王钦若）代写状纸；接着是呼延丕显下边关擒潘仁美；最后是寇准抄手问案真相大白。
　　历史上，这些情节都没有发生过。但是，从一些古籍的蛛丝马迹中，我们发现在杨继业死后，确实是有人诋毁过他；而为杨继业翻案，也确实发生过激烈的争斗。

　　从史料中分析，王侁不但陷害杨继业于生前，而且还诬陷他于身后。宋朝廷对杨继业之死开始的反应是十分淡漠，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心寒的。他们给杨继业的抚恤只是“绢布各百匹，粟十石”，还不如他同在此战中牺牲的部下贺怀浦。贺怀浦也死于此战，他是刺史，比杨继业差三级，却得到了“钱百贯，绢百匹，酒二十瓶，羊十五口”的抚恤。

　　可能有人会说，贺怀浦抚恤比较高，可能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（皇亲国戚）。他的妹妹是赵匡胤的皇后，所以杨继业的抚恤比不上他，也可以理解。但是，就是不和贺怀浦比较，杨继业的抚恤也是非常可怜的。因为宋朝廷规定，观察使（杨继业阵亡时的官职）牺牲后，抚恤的标准应该是“钱三百贯，绢布各二百匹，酒五十瓶，羊五十口”。杨继业牺牲后的抚恤比标准少那么多，使人无法理解。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无非有两种可能，一个可能是宋朝的皇帝听信了辽国的谎言，误以为杨继业有降辽的意思。另一个可能是宋朝的皇帝听信了“主将、戍边者”的“谤书斥言”，而“主将、戍边者”无非是潘美、王侁和刘文裕等人。
　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李裕民教授，研究杨家将有二十来年。终于在张咏(946—1015)《乖崖先生文集》中的一首长诗《赠刘吉》中找到了线索。这首诗全诗共40句，其中有两句为：“冒死雪忠臣，谠言警贵侍。”意思是刘吉曾因为杨业之死，冒死与权贵斗争。也就是说，杨继业为奸臣所陷，不仅仅是指王侁等人逼他强行出兵，更主要的是指王侁等在事后对他加以污蔑。丧失一支大军的副统帅，责任重大，谁也不愿承担，而推卸责任最简单的办法，是推到死者头上。这种污蔑，估计是给杨继业扣上投敌叛变之类的帽子。

　　这样推理并非凭空设想，康定元年(1040年)就发生过一件与此非常相似的事。当时，西夏进攻延州(今延安)，大将刘平与石元孙、都监黄德和奉命援救，正在激战时，黄却带兵脱逃，刘让儿子劝阻,黄不听，最终导致刘平、石元孙战败被俘，不食而死。战后，黄为了逃避罪责，竟然勾结他人一起诬告刘平等叛变投敌，以致朝廷派兵包围刘平的住宅,要惩办他的家属，幸亏有几位大臣力保，才没有抄家。后来，朝廷查明是黄诬陷，便将黄腰斩，刘、石得到昭雪。

　　此事给我们一个启示：史书记载可能有曲笔，需要仔细推敲。所以，最初宋太宗很可能是听信了王侁等人的诬告，才作出错误的决定。
　　正是因为刘吉等人的“冒死雪忠臣”，杨继业的冤案才得以昭雪。
　　刘吉是一个低级官员，他和杨继业一样是降将，总是受排挤，可以说他们俩是同病相怜的，只不过刘吉是南唐的旧臣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：黄河在滑州决口，朝廷命步军都指挥使田重进带领五万士兵前往治河，刘吉自告奋勇，参与其事，并表示不堵住决口，愿受灭族的处分。宋太宗赞赏他的勇气，任命他为田的副手。刘吉到了现场，换上粗布衣服，亲自背土，与民工日以继夜地苦干。太监石金振负责监护河堤，性情苛刻，好仗势欺人，外号石爆裂，多次欺负刘吉，刘都默默忍受。有一天，刘与石乘船巡视，划到河中时，刘毫不客气地对石说：“你欺人太甚，我不怕死，现在和你一道去见河伯吧！”说着便摇晃小船，准备覆舟，吓得石号陶大哭，自打嘴巴边求饶，刘这才放手，从此石再也不敢欺负刘吉了。人们因他治河有方，称他为刘跋江。

　　刘吉尽职尽责、不畏权贵，他为杨继业伸冤，但同时也得罪了许多权贵，不久被迫罢官，不知所终。《宋史》里没有他的传，史书上对他也只是有零星记载，如果不是张咏的这首诗，恐怕没有人会知道这件段历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