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命令礼部尚书牛弘等人研究建立明堂制度。明堂是先秦时帝王会见诸侯、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，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，是前秦时期政教合一的统治中心。君主不仅在这里祭祀上帝、祖先，而且还在这里举行养老尊贤、宴飨、射箭比赛、献俘等盛大的典礼，更在此颁布教化、发布政令、朝见四方诸侯。但由于儒家经典对于明堂的建筑样式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，致使后世众说纷纭，汉武帝在封禅泰山之后，曾打算修建一座明堂。当时一名术士献上了一张据说是黄帝时期的明堂图：图中有一宫殿，四面没有墙壁，以茅草为盖，四周环水。汉武帝按照这个样式修建了明堂，后来，有人指出该图系术士伪造，但汉代明堂制度还是沿袭了这一样式。当隋文帝提出修建明堂的时候，宇文恺献上了自己根据自己的理解制作的明堂的模型，隋文帝命令有关单位开始在长安南城的安业里找到一块地，准备动工，但儒生们各抒己见，议论纷纷，对模型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，长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隋文帝遂下令取消了这一工程。

　　二是修订皇家雅乐。隋朝重视雅乐，修订雅乐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。在隋朝建立之初，柱国郑译就曾请求修订皇家雅乐，隋文帝下诏命令太常卿牛弘、国子祭酒辛彦之、博士何妥等一起研究，但众人意见不同，一直定不下来。郑译认为：“古代的音乐用十二律（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、姑冼、仲吕、蕤宾、林钟、夷则、南吕、无射、应钟），相互循环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每一律用七个调，但现在已经失传了。”中国上古文化非常神秘，认为，这十二律是与十二月是相应的，有一种“吹灰候气”的神秘方法，即古人将十二根律管里塞入葭莩的灰上，只要到了某个月份，相对应的那一只律管中的灰就会自动地飞扬出来。

　　后来，郑译求教于龟兹人苏祗婆，又推演出十二均、八十四调。郑译以此来校对皇家乐师所演奏的音乐，就发现了很多错误之处。他还在七音之外又立了一音，称之为应声，写下论文，公布于众。牛弘、何妥二人不懂音乐，尤其是何妥自以为自己是个大儒，却败在郑译等人手上，因此，他标新立异，提出“根本不是十二律相互循环成为一个整体，也没有七个调之说”，对立双方互为朋党，相互指责，后来，有人建议让双方各自制作音乐，择善而从。何妥担心乐成之后，高下立辨，就坚持请隋文帝先听音乐，又提前告诉隋文帝：“黄钟代表着皇帝的品德。”因此，在何妥的暗示下，当隋文帝听到黄钟之调时，不禁说道：“滔滔不绝，和谐典雅，甚合我意。”何妥趁机请求隋文帝只采用黄钟这一个音调，不用其他。隋文帝素来不喜看书，没什么学问，听了何妥的话，大喜，遂予以采纳。当时有个名字叫万宝常的乐工，精通音乐，郑译等人按照隋文帝的指示制成了黄钟调后，隋文帝命万宝常来听听，万宝常听后说道：“这是亡国之音。”隋文帝听了，很不高兴。万宝常就请求再次对音律进行调整，万宝常又制作了很多乐器，大致上比郑译的低两个调，演奏出来的音乐，淡雅无味，当时的人们听了都不喜欢。太常内懂音乐的人大多都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尤其是苏夔，对万宝常更是嫉妒，因当时苏夔的父亲苏威正炙手可热，懂音乐的人都支持苏夔的意见，万宝常的音乐遂不被采用了。

　　日期：2014-06-10 12:23:17
　　到了隋朝灭陈之后，江南的乐器乐师都被弄到了北方，隋文帝下令在宫殿上演奏，听后，他叹息道：“这才是华夏最纯正的音乐啊！”又一次下令对音乐进行一次调整，将过去的五音调为五夏、二舞、登歌、房内等十四个调，在朝廷举行盛大仪式时机进行演奏。牛弘上奏说：“中国古代的正统音乐大多存在在江南，我们占领江陵后，得到了南梁的音乐，灭陈后，又得到了陈国的乐师，这些音乐沿袭古代，大约是中华的正统，至于北魏、北周的音乐很多掺杂了一些胡人的曲调，都不宜再使用。”隋文帝同意了，遂在开皇九年十二月下令牛弘、许善心、姚察、虞世基等人再次修订音乐。

　　礼部尚书牛弘指令协律郎祖孝孙等人厘定皇家雅乐。祖孝孙师从南陈阳山太守毛爽学习京房的音律，布管飞灰（即吹灰候气），非常灵验。他把每律分出五音，十二律是六十个音，又反复六次，为三百六十个音，与一年的天数相应，为旋宫法。牛弘等人就请隋文帝用这一办法，但隋文帝又想起了何妥曾说过的话，在牛弘的奏表上批示只用黄钟一调。接到隋文帝的批示后，牛弘等人顺着皇帝的意思，再次上奏请求将前代的乐器全部销毁，以平息物议。牛弘等人又制作武舞，以歌颂隋朝的武功；规定在郊祭庙祭时只使用黄钟一调。

　　开皇十四年（公元594年）三月，雅乐制成。四月，隋文帝下诏正式施行新乐，并称：“民间音乐，放荡邪僻，由来已久，竞相创新，演奏出离奇的音乐，应当全部予以禁止，以恢复旧乐的淳朴。”万宝常听了新制成的雅乐后，禁不住流下眼泪，叹息道：“乐声淫乱凄厉，还充斥着悲哀之声，天下就要灭亡了啊！”当时隋朝正如日中天，听到的人无人相信，但仅仅过去数年，万宝常的话就应验了。万宝常非常贫困，又没有子嗣，后来竟活活饿死。临死前，他将自己家的珍藏的音乐书籍悉数焚毁，说道：“读这些书又有什么用处啊！”

　　三是历法之争。开皇四年，隋朝前华州刺史张宾、仪同三司刘晖等人修撰了《甲子元历》，上奏隋文帝，隋文帝下诏颁布实施，至今，新历已经实施了十年。在新历实施期间，广平（河北省永年县）人刘孝孙和冀州（今河北省冀州市）秀才刘焯提出了新历的种种谬误之处。当时，张宾深得隋文帝的赏识，刘晖又从中支持张宾，一起不停地说刘孝孙、刘焯二人的坏话，隋文帝遂将二人贬斥回家。后来，张宾病死，刘孝孙被任命为掖县（今山东省莱州市）县丞，他弃官进京，再次向隋文帝上书，提出了新历的不当之处。隋文帝下诏将其留在京城，担任皇家天文台的顾问（直太史）。刘孝孙担任直太史多年，一直得不到升迁，开皇十四年的一年，他怀抱自己的书籍，命弟子抬着棺材来到皇宫门前，伏地痛哭，皇宫卫士将其逮捕，并向隋文帝做了汇报。隋文帝听了，感到事情有些蹊跷，遂询问国子祭酒何妥，何妥称刘孝孙自有他的道理，隋文帝就同意让其与张宾历法的支持者们进行辩论。直太史张胄玄与刘孝孙意见相同，均称张宾历法不当，一时间议论纷纷，一直得不出一个定论。隋文帝下令根据日食情况来衡量张宾历的正确与否，尚书右仆射杨素等人上奏道：“太史一共上报二十五次日食，均没有应验。张胄玄断言的全部应验，刘孝孙断言的有一半应验。”于是，隋文帝亲自接见了张胄玄和刘孝孙二人，予以安抚、勉励。可是，就在接见过程中，刘孝孙对隋文帝说必须先斩杀了刘晖之后，才有条件厘定新的历法，隋文帝听后，当时就面露不悦之色，又搁置了新历法。不久，刘孝孙就死掉了，隋朝依然沿用着张宾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