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14-08-27 09:08:00
　　【连载十二】
　　“不告奸者腰斩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匿奸者与降敌同罚”。秦律把有无犯罪意识，作为量刑定罪的主要依据。犯罪意识即犯罪动机，在秦人看来，犯罪是人的恶性的发作，是最危险最可痛恨的事，是除法律之外无法克服的社会病患。所谓连坐，其主要依据就是犯罪意识。同『居』同伍犯罪，思想上千丝万缕，不告奸就是或同情或包庇或认可，即属思想犯罪。比如前面提到的“盗心”，在犯罪意识有所表露时即给予刑罚，有斩断犯罪意识继续发生的企图，商鞅称之为“用刑于将过”。比如盗窃从一钱算起，流放。窃一钱就流放，只因偷盗的意识太过恶劣。同理，不告奸是见恶不止，要处以腰斩。

　　“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”，这个赏是很丰厚的，亦符合商鞅的重赏原则：士兵能够获得敌国甲士一颗首级，就赏赐他爵位一级，田地一顷，住宅地九亩，赏给“庶子（庶子的地位接近仆人）”一人供其使唤。欲为官者，可为五十石之官。奴隶斩获敌首可以成为自由民。反之，若确认是战场降敌，诛及父母妻子；若被俘归来，一律要被没收为公家的奴隶。商法的意思是，有胆你就“匿奸”试试。

　　相较于给“上层建筑”动手术，商鞅更将实惠给了普罗大众，是以《史记·商君鞅列传》继续写道：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”。又不吝笔墨地表扬道：
　　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。
　　路上别人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拾捡以据为己有，山林里没了盗贼，家家富裕充足。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，不敢为私利争斗，乡村、城镇社会秩序井然安定。
　　当初说新法不便的那些人又有来颂扬新法方便的，左庶长商鞅这回生了大气，亦不打算再沉默。初始商鞅为什么不为难来京抗议请愿的百姓呢？我以为这便是商鞅的智慧，他有意忽视那些人的成份构成，不管是有人在背后唆使，还是自发来京，他都有意模糊。因为成文法的意义在于司法公开，前提是人人皆知，然后才能人人守法。新法公布之初，相信官府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势必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时间也仓促，势必未能产生足够的影响力，不知者无罪，商鞅这才表现出审时度势的宽宏大量。十年以后情形就不同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秦廷不管是从理论层面，还是实际操作的层面，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让秦律直击民间。这就是商鞅怒斥那些人“扰乱教化”的底气。于是通通把他们打发到边疆去，适用的刑律是迁刑，是重罪。此后，再没人敢对新政说三道四。

　　日期：2014-08-27 14:53:35
　　【连载十三】
　　4.亭长刘邦
　　鲁迅有句话：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。这颇得法家的气质。《商君书注译》之“说民篇”说：
　　以良民治，必乱至削。以奸民治，必治至强。
　　利用善民来治国，国家必乱，以至于削；利用奸民来治国，国家必治，以至于强。
　　文中的“善”与“奸”，作者赋予了特殊的定义。“善”指重视儒家所谓道德，顾全私人的情谊，不肯揭发别人的罪恶以自利的人；“奸”恰恰与此相反。商氏主张使人民相监督，相告发，所以不利用“善”民，而利用“奸”民[1]。基于此，商鞅倡导重刑主义：

　　行刑重其轻者，轻者不生，则重者无从至矣，此谓治之于其治也。
　　执行刑罚，如果加重刑于轻罪，那末，轻罪就不致产生，重罪也就无从出现，这叫做“在治的形势下去治”[2]。
　　王者刑用于将过，则大邪不生；赏施于告奸，则细过不失。……天下行之，至德复立。
　　成就王业的国君，把刑罚用在人民将要犯罪的时候，所以大的奸邪才不产生；把赏赐用在告发奸人方面，所以小的罪过也不致漏网。……天下都这样做，最高的道德就会重新建立起来[3]。
　　赏告奸，这三个字的字面看似相当粗糙，亦缺失充分的人情味的准备，仿佛一言之下就把谁送去吃了牢饭。实质上，依我的观点，这三个字却是充满了人间的体恤与温情。邻里的互助约束，其实是提醒你要注意自律，自我约束有定见，心中有秤衡，行事有边界，法家叫做“有奸必告，则民断于心”：有了奸人，必须揭发，这样，人民对于赏罚，在心里就能判断了。用民间的话语来说就是你得摸着良心说话，良心有没有只有你自己懂。“民断于心”重要之极，乃在于成就了法家的理想，可操作性极强，却又那样空灵，令人震惊。在此基础上，然后自食其力的岁月安稳，然后鸡犬相闻的岁月静好，难道不好吗？赏告奸作为一种手段，乡邑自治遂成为一种可能。

　　十里断者国弱，五里断者国强。
　　这句话的意思是：

　　法令严明，一个事件发生，由五里之内的一个小的行政组织，就能判断其是非赏罚，这样，国家就强。法令不够严明，一个事件发生，由十里之内的一个较大的行政组织，才能判断其是非赏罚，这样，国家就弱[4]。
　　治则家断，乱则君断。
　　国家治，是由人民在家里判断事情；国家乱才由国君判断事情[5]。
　　秦汉政治中，“亭长”的存在便是民断与君断、五里断与十里断极好的例证。

　　日期：2014-08-27 21:03:17
　　【连载十四】
　　“亭”原是战国时期设在边境监视敌情、带有军事性质的机构。后来，逐渐演变成负责维护社会治安的地方警察机构。《睡虎地秦墓竹简·封诊式》载有相关案例二起，一是盗马案，一是群盗案，皆与亭有关。市南街亭的求盗甲在亭旁发现男子丙行色可疑，经盘查，果然偷了谁的马一匹和衣物。马系苍白杂色母马，右眼有病；衣服是丹黄色帛面夹衣，有帛里，领和袖有宽大的缘边，还有鞋子一双，于是将丙拿获，捆送官府治罪。街亭是城市内所设的亭。负责维持治安的“求盗”是亭长的手下，文献资料表明，亭长又称“校长”。求盗发现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人赃俱获，因此我们发现，二千多年前那个不知名的求盗，向官府报告赃物时其历历在目的程度，仿佛手边的一件玩偶一样。

　　群盗案是某亭校长和求盗在巡山时发现的。
　　那天白昼，校长甲率领求盗乙、求盗丙二人巡逻到某山，发现男子丁和戊，每人手上都持有兵器，而且是杀伤性极强的弩。长平之战中，赵括就是被这种性质的弩射死的，向来属于官府管控的武品。秦代社会，士兵出发打战，武器由官府提供，打完仗后要上交，遗失或损坏武器要照价赔偿。丁和戊手中有弩，便成为他们是强盗的罪证。戊于是武装拒捕，举起弩箭向乙射击，三人挺剑还击，合力将戊的头砍了下来。丁见势不妙，缴械投降。丁承认“是士伍，住在某里”，同时供述了事情的原委：“此前与戊，还有己、庚、辛，结伙抢劫了公士某的家，得钱一万，便分头逃跑。己等三人前已被捕，我和戊四处漂流，无处寄居，直到被发现。”五人以上团伙作案是为群盗。丁遂被捆送官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