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14-11-05 09:51:32
　　【连载132】
　　钱财的事向来敏感，因此，秦人对官员的离任审计把得特别严。《效律》就有二条这方面的规定，录于此：
　　贮藏谷物官府中的佐、史分别免职或调任时，官府的啬夫必须同离职者一起核验，向新任者交代。如果官府的啬夫免职时已经核验，再发现不足数，由新任者和留任的吏承担罪责。原任的吏不进行核验，新任的吏在职不满一年，由离职者和留任的吏承担罪责，新任的吏不承担；如已满一年，虽未核验，也由新任的吏和留任的吏承担罪责，离职者不承担。
　　啬夫免职而进行核验，核验的人验视仓上的封缄和题识可据以核验，不必称量，只称量原由仓主管人员独自封印的仓。到年末应统计出仓总数：“某仓已出谷物若干石，尚余谷物若干石。”仓啬夫和佐、吏，如有免职离任的，新任的仓啬夫，新任管仓的佐、史，必须根据仓的簿籍加以称量，如有问题，应向县啬夫报告，由县啬夫令人重加称量，并参加一起出仓。谷物多过应有数的，应交官，不足数的依法论处。

　　多出来的和少掉的都属管理不善，这才是法家的主义，正如韩非主张的，有功不说与无功浮夸或小功变大功，同属失衡的表现，都不值得提倡。这样如发现亏空，应赔偿的部分当依《金布律》的规定，上缴少内，而且时间不得拖过半年，否则依法论处。秦人严于离任审计，除了严防腐败之外，我想亦当有出于对工作衔接的考虑。经济层面是这样，政事亦当如是。迁陵县在转发洞庭郡关于征发徭役的文书时，出现了二份几乎一模一样的文件，一份下发于三月五日，另一份下发于三月十一日，前后不过相距六天。这在讲求效率的秦人官府中是极为不正常的。细究之后晃然大悟，原来前一份是迁陵县的代理县丞“敦狐”下发的，后一份的下发者却变成了县丞“欧”，这说明迁陵县县丞的职位在这期间出现了变动，作为继任者的欧遂对前任的工作进行重申，以便更好地延续，所以特别在文书中加了一个“重”字，作为提醒，其余基本不变。

　　县少内在秦代有金库的属性，自当管着越严越好。《法律答问》说：“府中公金钱私贷用之，与盗同法。”不管是谁，一旦发生挪用府中公款，皆按盗罪论处，口气极其严厉。这很可能是秦廷为了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，不得不如此。而仅就现有的材料亦足以表明，秦的经济管理机构已然形成体系，并且运作高效，这很让人吃惊。统一战争打了那么多年，没有饿死人，国内秩序稳定，物价稳定，人民情绪亦稳定，这着实是件了不得的事。想当初汉武帝出老拳揍匈奴，一对一，尚且搞得民不聊生，怨生载道，以至有饥民铤而走险去当强盗，这样的星星团伙不知有多少。由此即可证得秦人的历害，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。汉初的那些人极尽贬低秦朝之能事，在这个方面也下不了嘴。

　　日期：2014-11-06 09:34:04
　　【连载133】
　　秦人对经济的作用是有认识的，就如意识到粮仓的腐败粮食、邮亭的剩饭剩菜可以喂鸡养猪一样。他们抑商有二层含义，一是禁止非法经商，言外之意就是保护合法经商；再就是有意抑制“商贩作务”的地位（作务是手工业者），建立专门的“市籍”来管理这些人。而一旦进入“市籍”，也就意味着其地位将低于普通庶民，面子上他就“不得衣丝乘车”，连穿绣花鞋也不行，政治上更是被剥夺了为宦的基本权利。就是说，普通庶民是可以享有这二项权利的，就算穷得叮当响，理论上也可以。说白了，这是秦人在明目张胆地保护耕战政策。谁都知道经商来钱快，拥有一技之长不愁吃穿，再不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倡导，政策上加以扶持，得流汗又流血的耕战政策就有瓦解的风险。再加上秦人深知自身的短板，比不得东方比如齐国，有那么多可以来钱的所谓的“经济增长点”，吕不韦就“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游秦”。而西部可与中原交换的物什不多，无非区区山泽之利，这是富遮而精致的中原人看不上眼的。不得已而严控商业，意在防止山东六国通过经济手段来控制秦国。韩国的郑国就这样搞过，虽然郑国渠最终大有益于秦人，但山东六国的这个思路是很具侵略性的，一旦成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　　不管是大商人还是小商人，总之吕不韦是商人，相当奇怪的是他后来竟然成功地进入“公务员”叙列，并且职级不低，当上了丞相，这与秦律之精神不相违背么？实际上，吕不韦的那次入秦是以说客的身份而非商人，在成功说动华阳夫人之后，安国君与华阳夫人便“请”吕不韦“傅”子楚（秦始皇的父亲）。这就历害了。我们知道，秦惠文王做太子的时候，有二个指导老师，指导为人处事的老师称“傅”，名叫公子虔；指导文化知识的老师称“师”，名叫公孙贾。吕不韦当的就是这个“傅”，这才是他身份的华丽转身，由商人而公务员，一两千斤，滴水不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