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曼谷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后，谢老板来了，是跟丨警丨察局上司警督一起来的。在看守所见到我们时说，我们偷渡的事情要经过法院审判的，按英联邦的法律，像这样非法偷渡案件，要判两年徒刑，如果保释的话，则要拿出三十万泰币，相当十万人民币。开始警督刁难说，我跟广东那个男的不能保，只能保两个女的，谢老板说，要保一起保。就这样又过了两个星期，开庭了。法庭上，他们都用泰语说话，我根本听不懂。总之　我们是保释出来了，出来以后。我对谢老板说，我有一万美金搜身时给搜身丨警丨察拿走了。谢老板跟警督一说，警督很重视，让翻译问我们，谁拿了我的一万美元？我说我认得是谁拿的。于是警督把所有当日值班的丨警丨察都叫出来，叫我认。我不敢说，偷偷地向翻译做了个手势指认。警督看见我做的手势，就知道是谁，走过去打了那个丨警丨察一巴掌，丨警丨察承认钱是他搜身时拿的，进去把一万美元拿出来，交给警督，警督交给谢老板，谢老板叫我拿两千美元给里头最大的官员，拿五百美元给翻译。我看见给拿走的钱还能还回来，于是我又鼓起勇气说，狱霸还拿了我一万美元。警督听翻译说了后，因为警督收了我的钱，所以他很卖力，马上就把看守所的所长叫来，那个所长就带我一起进了看守所。所长进去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根警棍，到了监房门口，用警棍敲打监房的铁门，叫那几个狱霸都过来，那几个狱霸看见我带了警督和所长来，都吓坏了，赶忙说，那一万元美元是他们代我保管的，马上就拿出来还给我。可拿出来的只有六千多美元。还有三千多美元呢，说是这三个月中买烧鹅白斩鸡香烟花掉了，啊，这时候我才知道，连同他们和我吃的烧鹅和白斩鸡都是我自己的钱哪。每次拿到这些美食时，我还一次次向他们谢谢，他们心安理得地白吃我的美元买的美食，却从没说谢我一声。警督问烧鹅等东西怎么买的？回答是托丨警丨察以双倍价钱从外面买来的。原来看守里还在黑吃黑，怪不得三个月就花了三千多美元。我说剩下六千多就还我六千多吧，我拿了五百美元给了所长，另外我又拿了四百美元塞给了叫阿良的一个广西人，这个阿良是个坐了十几个月牢狱的资深犯人，在关押的这段时间里，对我很照顾，教我健身健美运动。阿良是广西人，爬过大山到越南，从越南偷渡到泰国的，到了泰国后没有身份证没有护照，被查到后也被关到这里了，本来没什么罪，因为他没钱，也没人来保他，所以就一直关到现在，关了十几个月了，在泰国不管犯再大的罪，只要你有钱都能解决。

　　从监狱出来后，我跟谢老板回到了他的旅行社，我问三十万泰币的保释金怎么办？谢老板倒是很爽气，说中途出事，没有把我们送到目的地，按合同规定，责任是他们的，这三十万泰币由他们公司承担。哎呦，我一想这黑道也挺上道的，也蛮讲信义的，实际上谢经理这么做是为偷渡生意做竞争，怕砸牌子，所以主动承担这保释金。我又问，那我们先前付的一万五千美元的手续费呢，他说手续费不能退，但你们还是可以再次偷渡，不再收钱。我想，我和丽丽在新加坡被截住，在监狱里拍了“狗头照”肯定上了泰国的黑名单，再想要从泰国去加拿大是不可能了。谢老板说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去日本，也不再收钱了，我想也可以。最后我问他去日本怎么走，他说我给你们先办个台湾人的假护照，然后由台湾人蛇头江先生先带我们从曼谷飞昆明，然后再从昆明到上海，到上海后，江先生会带你们去日本领事馆签证，签完证这样就可以去日本了。我跟丽丽商量了一下，考虑到这一条路线可以走，因为是从曼谷直飞到中国的昆明，如果万一出事的话也是在中国吃官司，泰国的官司我已经吃怕了。到日本就到日本吧。

　　那时候，中国人在日本打工确实很多，当时中国跟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很大，在日本打工一天的收入甚至抵得上国内一两个月的工资，打工者虽然在日本做的是最低下肮脏诸如捅阴沟、背死人下楼的工作（日本电梯不让乘死人），吃尽苦头，但若干时日后，腰缠万贯神气活现地回国显摆、买房子的事例很多，有的上海人为去日本打工，甚至借了一屁股的债。现在让我们俩不要再花钱，就可以去日本，这也不错，我们同意了。我办了一张姓名为施有财的假护照，丽丽办了张姓名为杨丽芬的假护照。

　　从曼谷到昆明，江先生带了一个泰妹，他说泰妹是自己以一百五十万泰币的身价，卖身去日本。第一年挣的钱全归妈咪，第二年挣的钱归自己，混个三四年就可以回泰国买房子了。到了昆明以后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边防连电脑也没有的，昆明的机场也很简陋，我们进关只花了五分钟时间，顺顺利利的就进关了，昆明到上海没有飞机，我们包了一间软卧。到上海后，住在宾馆，也不敢回家，过了三天后，我们跟江先生去了日本领事馆，用两张台湾的假护照签证，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很好，我们的签证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几天就下来了，就这样我们顺利地到了日本。

　　日期：2017-07-06 17:42:36
　　三　流落日本，赔了夫人又折兵
　　在日本待了半年，也没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做。护照到期后，又花了两万美元延长。二百多万港币换的近三十万美元，来来回回的倒腾，以及在日本的花消，已所剩无几了，我们两个只能在日本打工，没别的门路，就在新宿一家台湾人开的夜总会打工，我当搬东西打扫清洁的杂务工，丽丽当招待员，每天看着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地给客人端盘子，陪客人说笑吃喝。我心里很不是味道，我跟妈咪说清楚，丽丽只在里面当招待员，不出台（就是不陪客人出去过夜）。我们在东京新宿二丁木租了一间房间，一起生活了几个月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丽丽过了半夜二点多还没有回来，我不放心，日本新宿的治安很不好，怕丽丽出事，我到夜总会去找她，走到夜总会已是两三点了，此时的夜总会已经灯熄人散，大门上锁，丽丽也不知道到哪去了，我只好一个人回家，准备等第二天报警。到了第二天早晨七点多，我还在床上，丽丽橐橐的皮鞋声在门外响起来了，我顿时翻身起床，她进门后，我问她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她说，昨天晚上生意特别好，两个日本人喝醉了不走，后来妈咪又叫来泰妹跳脱衣舞，所以搞到现在才下班。我知道她在说谎。当时没揭穿她，她有个习惯，每天回来后要洗个澡，我趁她入内洗澡时，翻开她的手提包，见里面除平时带的一些零花钱外，有四张一万元的日币，还有一张日本人的名片，按当时日本的行情，四万日元（相当于人民币二千八百元）正好是一次出台费价钱。她出来后，我责问她，为什么欺骗我，去跟日本人出台？她说我乱翻她的包，和我吵了起来，说我脑子死板，她说，我们出国把钱都折腾完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赚钱，回国时只要有大把大把的钱揣在身上，谁不羡慕你尊重你？至于怎么赚钱，国内的亲戚朋友根本不会知道的，怕什么？有个日本人喜欢她，出一次台给四万元，所以她就出台，算不了什么。这个丽丽，想钱想得走火入魔了，作为她的丈夫，这样的想法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接受的。

　　后来我知道，当时在东京，中国年轻女性尤其是上海女性在东京出台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有一位中国作家叫沙叶新的，到东京见到这些情况，写了一篇“东京的月亮圆不圆”的报道，登在新民晚报上，报道中说“年轻的上海男女同胞们绝大多数都生活在日本的最底层，干着最危险、最肮脏、最笨重的活儿，过着卖命、卖笑甚至卖肉的生涯！”该文披露了上海女青年在日本**的情况，其中有一段话很刺痛国人的心：“我又想到日本侵华时的慰安妇，那时年轻的中国女子是在刺刀的威逼下不得不供皇军们一泄兽欲，而如今呢？漂亮的上海姑娘却是主动地不远千里地来投怀送抱。”

　　当时在日本语言学校以学习日语为名的中国女留学生很多，沙先生的文章一发表，顿时在上海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一些平时在邻居亲戚之间，显摆炫耀女儿在日本留学，如何如何打工挣大钱的家庭，这下全露馅了，面子丢得干干净净，上海一些有女儿在日本读书挣钱的父母，恨死这位沙作家了。
　　现在丽丽的想法也跟她们一样，我和她双方观念不一致，我感到我们两个共同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了。在经过多次小吵和一次大吵后，我终于和她分手，搬出同住的租来的房子，住到朋友家去。我出国时，带了近三十万的美元，从上海到曼谷，从曼谷到新加坡，又从新加坡退回曼谷，从曼谷回到中国昆明、上海，再从上海偷渡到日本，在国外混了两年多，不但带出来２００多万港币换的美元花得所剩无几，连老婆也赔上了。到国外闯，闯出这样的结果来，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。“至今忆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我虽不是西楚霸王，我也同样不愿意两手空空的重回江东，可是不回江东，今后的生活怎么办？总不能老在日本靠打杂和扫地过日子吧。

　　要说在国外的熟人，我只有曼谷的谢老板阿标，前一段时间接触下来，觉得谢老板还很有几分江湖义气，再说我还有些没带走的美元存在曼谷的银行，所以还是先到他手下打打工，混口饭吃吃再说，以后挣了大钱再回国吧。于是我买了去曼谷的机票，在日本成田机场办了登机手续后，在候机室等候上飞机。
　　日期：2017-07-06 17:44:4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