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美国成名后，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。林语堂基本不拒绝，美国的演讲费高，兴趣和赚钱两不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写演讲稿是快手，礼拜一晚上的演讲，他总是磨蹭到中午，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，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，一袋烟吸完，腹稿也打完了。穿着打扮似乎更费时间，妻子廖翠凤要他以最好的形象示人，他却像不愿上学堂的小学生，跟父母拧上半天，最终还得照办。有一回，哥伦比亚大学请他去讲中国文化。他从衣食住行谈起，一直讲到文学、哲学，大赞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、美妙绝伦。在座的是年轻气盛的美国青年，见林语堂滔滔不绝地说中国的好，一个女学生实在忍不住，手举得老高，语带挑衅地问：“林博士，您好像是说，什么东西都是你们中国的好，难道我们美国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中国吗？” 话音刚落，林语堂微笑着徐徐道来：“有的，你们美国的抽水马桶比中国的好。” 举座喝彩。大家都扭过脖子去看发言的人，女学生怎么也没想到林语堂会来上这么一句，窘迫得脸色绯红，羞答答地坐下来。

　　林语堂携翠凤1962年造访南美洲，所到之处，欢迎者如云。在巴西的一次集会上，来听的人太多，挤满了临街的大道，政府不得不出动丨警丨察来维持治安。演讲者是人越多越兴奋，越容易出妙语，林语堂也不例外，他留下了最广为传诵的一段：“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，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，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，有个中国厨子，娶个日本太太，再找个法国情人。”

　　林语堂喜欢演讲，可太多了也腻味。尤其是到台湾定居后，几乎每个星期都得例行公事讲上几次。国人演讲长得像王妈妈的裹脚布，客气寒暄话起承转合，林语堂苦不堪言。一次，轮到林语堂讲时已是中午过半，与会者饥肠辘辘，又不得不装出饶有兴致的样子。他上台后说：“绅士的演讲应该像女士的裙子，越短越迷人！”说完就结束了发言。

　　教学
　　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，开学第一天，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，学生引颈翘首，望眼欲穿。林先生终于来了，而且夹了一个皮包。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，快把皮包撑破了。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，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。谁知道，他登上讲台后，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，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。

　　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，课堂变成了茶馆。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，只是望着他，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。林先生开始讲课，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。开宗明义，大讲其吃花生之道。他说：“吃花生必吃带壳的，一切味道与风趣，全在剥壳。剥壳愈有劲，花生米愈有味道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将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花生米又叫长生果。诸君第一天上课，请吃我的长生果。祝诸君长生不老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，愿诸君吃了长生果，更有长性子，不要逃学，则幸甚幸甚，三生有幸。”学生们哄堂大笑。林语堂微笑着招呼学生：“请吃！请吃！”教室里响起了剥花生壳的声音。林语堂宣布下课，夹起皮包飘然而去。此后，每逢林语堂讲课时，总是座无虚席。

　　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，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，不像其他课，老师点名后，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。他上课时，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，座无虚席，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，也往往会赶来旁听。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，他编了《开明英文读本》和《开明英文文法》等，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。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，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。学生来不来，悉听尊便；上课讲什么，怎样讲，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。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，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，谓之《新闻文选》，生动有趣，实用易懂。他也不逐句讲解，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。比如他举中文的“笑”为例，引出英文的“大笑”、“微笑”、“假笑”、“痴笑”、“苦笑”等以作比较。学生触类旁通，受益无穷，大感兴趣。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，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，装腔拿调，他则笑颜常开，笑语连篇。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，从不正襟危坐，他说太累，他受不了。他滔滔不绝、口若悬河地讲着。在讲台上踱来踱去，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。讲着讲着，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；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，讲得兴浓，得意忘形，情不自禁，居然会像家居那样，将两只穿着皮鞋的脚中跷到讲台上。学生们先是大愣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

　　林语堂还有一项绝招，就是以“相面打分”，他所教的英文课程，从来不举行考试，每当学期结束前，要评定学生成绩，他便坐在讲台上，拿出学生名册，一一唱名，被点到的学生，依次站起，他如相面先生一般，略向站起的学生，看了一看，便定下分数，他对着没有十分把握的学生，就请对方到讲台前，略为谈上几句，然后定分。
　　有人问他，怎么能凭外表来打分数呢？他说：“假如使我只在大学讲台演讲，一班五十几个学生，多半见面而不知名，小部分连面都不认得，到了学期终，叫我出十个考题给他们，而凭这十个考题，就定他们及格不及格，打死我也不做！”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凭着他有超强的记忆力，让全班的学生，在几节课下来，自己便能直呼其名，然后他在课堂上，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，因此，还未到学期结束之时，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，他心里早已有数，这就是他敢于“相面打分”的秘诀。

　　据当时上过林语堂课的学生们回忆说：“林教授（相面）打下的分数，其公正程度，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，所以在同学们心中，无不佩服。”
　　恩怨
　　林语堂一生和两个好友反目，这两个人，一个是鲁迅，另一个是美国作家赛珍珠。
　　林语堂和鲁迅因《语丝》而结识，并在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。五卅惨案后，由于北京形势太坏，林语堂写的文章也没有报纸敢发，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家门口溜达一圈，美其名曰“保护”，其实就是监视。于是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，到厦大任教。随后，林语堂将鲁迅也邀请到厦大。厦大靠理科起家，经费、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。林语堂创办的国学院兴起后，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，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。他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，几次逼鲁迅搬家。最后一次，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。更过分的是，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，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，非得让人摘下一个。鲁迅气得目瞪口呆，胡子都翘起来了。但是为了林语堂，鲁迅留了下来。他说：“只怕我一走，玉堂要立即被攻击。所以有些彷徨。”

　　这样有着十年情谊的两个人，却最后分道扬镳。
　　1927年林语堂辞去外交部的官职来到，改变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开始倡导“幽默”。而鲁迅看不起“幽默”，他依然把文学当作“匕首”和“投枪”，刺向敌人。因为想法的不同，他们渐行渐远。
　　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。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，由郁达夫作“和事佬”为二人调解。此后，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宴请鲁迅，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。林语堂爱说话，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。去之前廖翠凤反复提醒：“堂，待会少开口。”
　　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，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，说也要办一个书店，并以李小峰为诫，决不拖作者的工资，但鲁迅权衡之后没有答应。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。后来，鲁迅要和他对簿公堂，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，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。
　　鲁迅很忌讳这件事，听林语堂一说，疑心话中有话，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，当即脸色发青，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大声喊：“我要声明！我要声明！”那时，鲁迅已有几分酒意，他一拍桌子，“玉堂，你这是什么话！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！” 林语堂站起来辩解，“是你神经过敏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！”

　　两人越说越上火，像一对雄鸡一样，你瞪着我，我瞪着你，对了足足两分钟。郁达夫见形势不对，赶紧站出来。他一手按下鲁迅，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。 筵席不欢而散。因此事，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。
　　不久，林语堂办起《论语》，做了“幽默大师”，鲁迅更不能理解，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，是没有幽默可言的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要拿起笔，去回敬他们的手枪。”
　　有一次《自由谈》的编辑黎烈文做东，为要去杭州“风雨茅庐”的郁达夫和王映霞饯行。林语堂和廖翠凤也参加了。饭后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，一时间，烟雾缭绕。林语堂好烟，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，林语堂兴致勃勃地问鲁迅：“周先生，你每天都抽几只烟？”
　　“大概很多吧，没有统计过。”
　　林语堂一脸兴奋，正准备接着问。

　　“你是不是在替《论语》找材料？”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。
　　原来林语堂在最近的一期《论语》上发表了《我的戒烟》一文。鲁迅公开批评林语堂尽拿些吸烟、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，是退回去了，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。
　　“我准备广播一下！”林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，老老实实地回答了。
　　“这其实很无聊，”鲁迅有些不快，很不客气地说：“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，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，刊物又哪里办得好！”
　　听鲁迅这么一说，林语堂气得发昏，连辩解都忘了。旁人都停止了说话。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，气氛紧张得可怕。这是林语堂和鲁迅的第二次误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