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。他曾反省自己：“以己之长，轻人之短，学术上骄傲自大，是我的最大毛病。”
　　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：“弟近来所发见的，在老大哥面前，说句狂话，实在比石、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，要比起曲园来，竟可说‘好些’呢！”
　　风采
　　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：“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，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。可是铃声响后，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。看啊！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，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，两颧高耸，双颊深入；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；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；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，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。状貌如此，声音呢？天啊！不听时犹可，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。既尖锐兮又无力，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……”

　　刘文典讲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，一边讲一边抽烟，一支接着一支，旁征博引，一小时只讲了一句。
　　西南联大任教时期，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，先由校役提一壶茶，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。他讲到得意处，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，不理会下课铃响。或称刘“俨如《世说新语》中的魏晋人物”。
　　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，因为他嗜吸鸦片，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，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，所以发音含混不清，讲《文选》时，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：“这文章好！这文章妙。”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，所以他教《文选》，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《海赋》。
　　张中行回忆刘文典：“三十年代初，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，在北京大学兼课，讲六朝文，我听过一年……他偏于消瘦，面黑，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。上课坐着，讲书，眼很少睁大，总像是沉思，自言自语。”
　　文中子在《刘文典：“半个教授”》这样描述刘文典：“他的长衫特别长，扫地而行。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，不准看到脚，走路不能踩到裙边，只得轻轻慢移莲步。他偶尔也穿皮鞋，既破且脏，从不擦油。”

　　妙论
　　刘文典性滑稽，善谈笑，尝自称“狸豆鸟”；因“狸”、“刘”古读通；“叔”者豆子也；“鸟”则为“鸦”，乃“雅”之异体（刘文典字“叔雅”）。因刘喜自谑，与道貌岸然者有别，故“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”。
　　西南联大时，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，刘文典仅授以“观世音菩萨”五字，学生不明所指，刘解释说：“观，乃是多多观察生活；世，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；音，就是文章要讲音韵；菩萨，就是救苦救难、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。”学生闻言，无不应声叫好。
　　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，持论多有“索隐派”的色彩。有一次，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《红楼梦》，后因听讲者太多，容纳不下，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。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，等待开讲。其时天已近晚，讲台上已燃起烛光。不久，刘文典身着长衫，慢步登上讲台，缓缓坐下。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。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，霍然站起，如唱“道情”一般，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：“只、吃、仙、桃、一口，不、吃、烂、杏、满筐！”然后拿起粉笔，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，写下“蓼汀花滁”四个大字，并解释说：“元春省亲大观园时，看到这幅题字，笑道：‘花滁"二字便好，何必蓼汀？花滁反切为薛，蓼汀反切为林，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。……”

　　坚守
　　建国后，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，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“老师”、“刘老”。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，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。学校评职称，他被评为一级教授，并任全国政协委员。朋友们祝贺他“喜事重重，旧貌换新颜”。他说：“我热爱***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是早有思想基础的，我早年参加同盟会，跟随过孙中山，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、联共，扶助工农政策，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，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。”

　　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，还赞美“云土”为鸦片中上品，又因他喜云南火腿，故有“二云居士”、“二云先生”的称号。后深受其苦，不能解脱，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，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。但解放后，刘竟彻底戒掉鸦片，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，逢人便称：“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，走投无路，逼我抽上了鸦片，解放后，在***领导下，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，心情舒畅，活不够的好日子，谁愿吸丨毒丨自杀呢！”

　　真诚
　　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。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，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，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，曾有所悔悟地说：“我因体弱多病，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，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，任敌侵略，国将不国；又因小儿早殇，悲痛欲绝，国难家愁，吸丨毒丨即慢性自杀啊！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。”
　　到了晚年，刘文典回首平生，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：“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，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。”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，其实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。
　　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“十二万分佩服”陈寅恪。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：“这是陈先生！”然后，又翘起小拇指，对向自己说：“这是刘某人！”
　　微瑕
　　刘文典治学严谨，著作丰硕，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，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，行文从不标点，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，而难以卒读，说他“作者不关心读者”。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，胡适也说他“标点尤懒，不足为法”。但他很固执己见，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，也应该用圈点分句，使读者容易读通，便于理解，他却说，既读不通，何必读呢？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，他最推重陈寅恪，而陈寅恪写文章，也是用古文，也从不喜欢加标点。

　　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：“叔雅人甚有趣，面目黧黑，盖昔日曾嗜鸦片，又性喜肉食。及后北大迁移昆明，人称之谓‘二云居士’，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，适投其所好也。好吸纸烟，常口衔一支，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，不识其何以能如此，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。性滑稽，善谈笑，唯语不择言。”
　　西南联大时，生活十分困难，因为吸食鸦片，刘文典更加困难。为了赚钱，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，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。刘文典此行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。而且刘文典的外出，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。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，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，一时无法回校，刘文典一走，就只剩下罗常培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清江清、王力五人。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，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。显然，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。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。刘文典回到昆明，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，自然十分恼怒，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。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：“刘文典回到昆明后，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。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。当时两人都很冲动，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，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。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，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。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。”

　　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，闻一多很有看法，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。那天，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、云南大学、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《部颁课目表》修改问题，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，“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（典）排挤出校，而专收烂货、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”，而“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，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，未敢对闻一多辩争”。 可见，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。

　　评价
　　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著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出版，学界普为重视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，其中有言：“叔雅治此书，最精严有法……其功力之坚苦如此，宜其成就独多也。”后又在其《中古思想史长编》中提到：“今年刘文典的《淮南鸿烈集解》，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，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。”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，所以在后来开《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时，在“思想史之部”毫不吝啬地把《淮南鸿烈集解》写入其中。